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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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参考之一： 

 警惕“伪调查研究” 

 
    打着调查研究的旗号或名为调查研究，实际行为和结果则偏离调查研究的初衷，背离调查研究的本质，因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研究。有学者把这一不良现象，称之为“伪调查研究”，并概括出了其种种表现：
    第一，在调查研究准备时，有倾向性地选择调查研究的地点，安排参加调查研究的对象，做足“准备工作”。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，安排可靠的群众或干部充当“群众演员”并反复“排练”，把那些平时“不听话”“爱闹事”的人打发走或“控制”起来，避免他们和领导接触，以免“惹是生非”。一些地方和单位擅长搞突击整治，把有碍观瞻的东西遮起来、掩盖住，甚至不惜弄虚作假，欺骗领导。还有些地方和单位想千方设百计打听领导调研意图，有针对性地准备材料。
    第二，在调查研究进行中，一些领导习惯于按照“设计”好的路线走，与安排好的“群众”交流，鲜有“现场发挥”。更多的情形是，前呼后拥，前来调研的领导被各级陪同人员和新闻记者包围。调研的基本程式是：和群众聊几句，到指定的现场转一圈，然后听取汇报，最后领导讲话。汇报单位则是有选择地汇报，需要报喜时报喜，需要报忧时报忧，而不把实情和盘托出。领导讲话一般先是表扬肯定，接着提出几条意见；而讲话也大多是事先起草好的，领导读一读，最多脱稿讲几句。
    第三，在调查研究结束后，往往是第一时间见报、第一时间上电视、第一时间整理领导讲话，或召开大会或下发文件加以贯彻落实。于是，领导完成了调查研究，下级完成了调研接待。对于如何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、获得的信息、形成的共识上升到决策层面，关注不够，造成调研和决策“两张皮”，调研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。
“伪调查研究”的出现是调研方和被调研方、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造成的，所以要防范和整治“伪调查研究”，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，纠正调查研究中的不良风气，使调查研究回归其本义，使之切实成为各级党员干部掌握社情民意、科学决策、联系群众、为基层排忧解难的有效手段。 

教学参考之二：  

毛泽东：把调研当纪律 

 
  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年严重困难是怎么造成的？1961年3月毛泽东总结说：“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，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。情况不明，政策就不正确，决心就不大，方法也不对头。医生看病是先诊断，中医叫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就是先搞清病情，然后处方。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，侦察敌情、地形，判断情况，然后下决心，部署部队、后勤，等等。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。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，付出的代价很大。大家做官了，不做调查研究了。”所以，毛泽东要求：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，不同群众商量，关在房子里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。”
当年3月，毛泽东在给周恩来、陈云、邓小平等人的信中还专门做了自我批评：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，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、县两级的报告，满足于看地、县的书面报告，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。这些毛病，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。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。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。”  如何把调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把调研当成硬任务、当做纪律来执行？毛泽东想到了军队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。为此，他专门指示要制定一个党政干部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。1961年1月8日，胡乔木拟定了党政干部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毛泽东看后不满意，认为一是没有突出调查研究，二是“太复杂，不如红军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简单明了，使人难忘”。经广泛征求意见，反复讨论修改，中央于1961年1月、27日下发了“党政干部的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”。“三大纪律”即：一、一切从实际出发；二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；三、实行民主集中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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